贾雷德·戴蒙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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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一场个人剧变或危机，有的人还不止经历一场。有些危机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化解，有些则不行。同样地，国家也会遭遇危机，有些危机可通过国家自身的变革而顺利解决，有些则不行。个人、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个人遭遇离婚、丧偶，或者是一国受到他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来自内部压力，比如个人身体不适，或国家内部出现纷争战乱。不管应对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地进行改变，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在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一方面，他们必须判断出自身的哪些方面仍然适用，从而将其保留。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鼓足勇气识别那些必须改变的方面。这就要求个人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条件的应对危机的新方法。与此同时，他们要划清界限，明确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一场“危机”？我们可以把危机看成一个紧要关头、一个转折点。和“大多数”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前后的情况会“极其”不同。我们要实际地考虑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短暂，前后情况的变化应当有多么剧烈，以及和大部分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罕见。转折点意味着挑战。当以往的处理方法不再适用于应对新挑战时，危机感会使我们产生压力，这种压力激励我们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如果个人或国家找到了新的且更好的应对方法，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危机被成功地化解了。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实际问题：一个转折点要多短暂、多关键、多罕见，才能被称为“危机”？在人的一生中，或在上千年的区域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时刻应当被贴上“危机”的标签？这些问题有不止一种答案，不同的答案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其中一种极端的解释把“危机”一词界定为长间隔、极罕见、戏剧性的剧变：人的一生仅会发生几次，国家更是几百年才一见。我的观点是：“危机”的定义可以随着不同的发生频率、不同的持续时间以及不同的影响范围而变化。我们无论是研究罕见的大型危机，还是分析频繁的小型危机，都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国家不是个人的放大化，二者明显在许多层面上各有特点。那么，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一个优点是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所以，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可使普通受众更容易“联想到”国家危机，从而弄清楚其中的复杂性。另外一个优点是，在个人危机的研究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得出了个人危机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危机的不同结果。这些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使我们可以着手描绘国家危机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危机的不同结果。我们会看到，有些个人危机的影响因素同样适用于国家危机。例如，遭遇危机的个人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也会向盟国求助。个人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案时会参考其他人解决类似危机的经验，国家也会借鉴和采纳其他国家面对相同挑战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个人会从过往危机的解除中获得自信，国家也一样。以上情况下，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不过，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影响着个人危机的结果，却不直接存在于国家危机中，不过这些因素仍然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启发我们寻找影响国家危机的相关因素。比如，心理治疗师发现，界定“自我力量”这一个人特质很有用。虽然国家不具备心理层面上的自我力量，但这一概念能引导我们去思索一个相关概念——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国家认同”。无独有偶，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在处理危机时选择的自由会受到现实因素的约束，比如育儿的责任和工作的需求。当然，国家选择的自由不受限于这些因素，但受限于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地缘政治的约束或是国家财富的多寡。正是因为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存在这些明显的相似性、隐含的相近性和不同之处，我发现对两者进行对比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国家危机。我在《剧变》中针对7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进行的一种比较性、叙述性、探索性研究，总结了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这7个国家都是我亲身所至，并且以个人危机的选择性改变的视角去做过观察的，它们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承认危机的存在对个人来说比国家要简单，因为前者只涉及个人对自己是否身陷危机的认识，而无须获得国民的一致认同。然而，即使是对个人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并非简单的是或不是，至少可能出现三种复杂的情况：个人可能一开始不承认危机的存在，或者只承认部分危机的存在，又或者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到最后，个人不得不“大声求助”的时刻其实就是他承认危机的时刻。对国家危机的承认也存在上述三种情况，不过它还存在第四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导者各自拥有不同的拥护者，国民也分属不同的群体。在承认危机这件事上，这些领导者、拥护者和群体的看法各不相同。就像个人一样，国家一开始也可能会忽略、否认或者低估某个危机，直到外部事件的出现使其不得不直面危机。2.愿意承担责任，不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不自我怜悯，不推卸责任。在踏出承认危机存在的第一步后，解决个人危机的下一步是承担个人责任，即避免使自己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不要总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而要意识到做出个人改变的必要性。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和承认危机存在一样，承担责任也存在复杂的情况：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承担责任、避免自怜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选择问题；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往往存在不同的群体、领导者和拥护者，各方观点时常不统一。通过“划清界限”，国家对自身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选择性变革，区分需要改变的与无须改变的体制和政策。类似地，个人也通过“划清界限”做出选择性改变，区分需要改变的与可以保留的个人特质。在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和芬兰，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在变革与维持原状之间的明确界限，尤其具有指导意义。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政治、法治、社会、文化等许多领域进行了西化变革。然而，在其中的每一个领域，日本都并非亦步亦趋地盲目复制西方模式，而是从众多的西方模式中找到最适合日本的方案，并根据日本的国情对这一方案进行调适与修正。与此同时，日本保留了社会中的其他基本特征，包括对天皇的崇拜、日本的文字体系，还有日本文化的多个方面。在解决个人危机时，来自他人的帮助无疑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讨论的国家案例中，获得来自他国的帮助对于一国危机的解决发挥着积极作用，而缺乏他国帮助会对一国危机的解决产生消极影响。正如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对解决个人危机来说很有借鉴价值，在《剧变》中的大多数国家案例中，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对于一国应对危机也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国家认同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因自己国家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令人钦佩的事物而普遍产生的自豪感。国家认同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语言、军事成就、文化和历史。各国在这些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实际上，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有两个必要的步骤。首先，个人或国家必须拥有准确的认知。但这可能有些难度，因此，导致个人或国家无法成功应对危机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信息的缺失，而不是诚实与否的道德问题。其次，个人或国家必须诚实地评估这些认知。对于需要处理新一轮危机的个人来说，因曾成功度过危机而产生的自信是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之对应的影响国家危机的因素，对《剧变》中提到的日本、芬兰等等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比起个人问题，国家问题的处理不适合速战速决，也很难保证能一举成功。不管是国家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危机往往具有复杂的属性，我们往往需要尝试一系列不同的解决方案才能找到最有效的那个，而这需要我们有耐心，能够忍受挫折、不确定性和失败。
心理学家将人的性格分为灵活应变和僵化刻板两种类型。灵活应变的人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僵化刻板的人则认为每个问题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在理解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创新方法成功解决危机方面，这种二分法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当我们把注意力从个人层面转向国家层面，具有百分之百灵活应变能力的国家或者完全不懂变通的国家，在我看来都是很罕见的。我认为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将一国简单地归为灵活多变或僵化刻板意义不大。思考一个国家是否在多个维度上呈现不同的灵活或僵化程度，可否就此对国家进行分类，这也许才是值得研究的方向。个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形成的基础，它代表了一个人誓死所坚守的一些东西。与个人情况类似，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在国家进行选择性变革的过程中既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也有可能发挥消极作用。过去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许依旧适用于当前的时代，并且可能激励国民为维护这些价值观而做出牺牲。但是，过去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可能在今天已变得不合时宜，而固守这些过时的价值观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无法采取必要的选择性变革。从个人层面来看，限制个人进行选择性改变的外部因素包括经济方面的约束、对他人应负的责任以及人身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国家的选择自由也会受到约束，但国家所面临的约束因素类型不同于个人，尤其是，国家会因强大的邻国和经济方面的限制而受到地缘政治约束。在最近1000年以来，地缘政治的约束在全球层面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遥远的过去，一国人口大都能自给自足，物品和信息的接收和传递一般发生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也仅仅来自相近的邻国。但在过去的500年间，各国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和军事联系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一切进展意味着各国历史上所受的地缘政治约束已被大大改变。这是否意味着地理因素已不再重要？当然不是！简而言之，芬兰的那句箴言——“我们的地理位置永远不改变”将继续适用于每个国家。作为个人，我们需要不停地处理当下存在的和预期会发生的问题。当我们预料到严峻的新问题即将出现，我们就会努力在问题出现之前将其解决。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要克服许多的惯性与阻力。比起逐渐积累起来的问题和预期将来会出现的问题，突发性重大问题更易激发人们的能动性。此刻，我想起塞缪尔•约翰逊的一句话：“当一个人得知自己会在两周后被绞死时，他的精力集中程度会令人惊叹。”*本文摘自《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原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谈危机》，经授权摘编；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城市与压力》（中信出版集团）一本。
《剧变》探讨了一个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该如何应对？从个人视角而言，危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如处理不当，终其一生会生活在负面情绪中。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危机可使一种文明没落、一个国家解体、一个时代终结。因此，如何分辨危机、应对危机，避免危机，化危机为机遇，实现个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剧变，是人类当下面临的主课题。
普利策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戴蒙德再一次发挥其历史叙事的顶级水准，带我们巡礼了各国在历史中的危机应对，并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进化等跨学科视角展现了人类自古以来何以应对危机的历史沿革，并谏言国家、企业及整个人类社会如何从个人应对危机的进化逻辑和生理变化中得到启示，以更加多维度的、宽视角地看待危机应对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命题。